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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爱就有回报

1999-05-05 来源:光明日报 寂鸿 我有话说

爱必得公司的总经理黄斌个子不高,一副敦厚的四川人样子。他在计算机行业滚爬了几年后,感悟到:

商途坎坷直面创业失败

话要从八十年代说起。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兴起,小说、诗歌、哲学有一段时间比较热。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对哲学非常感兴趣,读了尼采、叔本华的书,后来就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。这时改革开放使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,一些文人开始下海,许多人对今后是从政还是经商犹豫不定。1991年大学毕业那年,我选择去了机关。在办公室里,成天干的是打水扫地这样的活。年轻人在机关干这些事也是应该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发觉自己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,我也不太适合从政。因此在机关呆了一年后,我就决定下海去闯荡一番。

商海广阔,选择什么行业、什么方向好呢?我反复思忖,对各个行业的特点衡量比较,感觉计算机这种知识密集型的行业,对资源要求比较少,也不太要求有很多的社会背景关系,而更多的是对智力的要求。因此相对来说,它容易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。同时,在八十年代四通公司这种民营高科技企业比较有感召力。在这种大背景下,我选择了计算机行业。

进入IT界,我的起步并不顺利。1992年,我凑了一万元钱,开了自己的公司,做计算机销售生意。但当时很盲目,对企业运作、管理和营销基本上都一窍不通,加上公司选址不当,结果没做成一笔生意,3个月公司就倒闭了。

在这次失败后,我没有消沉。虽然我对公司应该怎么来做、公司地址选在什么地方合适这类的问题还都不确定,但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我,我相信计算机在中国有巨大的商机,我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。当然,这个教训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。我花了半年时间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地读计算机方面的书籍,增长专业知识。为了很好地了解市场,我孤身来到深圳,以一个客户的身份去了解五花八门的计算机产品,摸索市场行情,看人家是怎么管理企业的。两个月后我回到北京,继续在中关村地区探摸市场脉搏,结交商业朋友,寻求资金支持和产品支持。到1993年,经过前期的这些酝酿准备工作,外部资源和条件基本成熟后,终于建成了爱必得科贸公司。

热情服务赢得“上帝”芳心

实际上,公司起步资金只有几千元,早期的创业是非常残酷的。当时做得十分苦,成功好像遥遥无期,企业的赢利、发展是以年来计算。这里面的煎熬让人很难忍受。好在我能够充分地调动各方面资源,让资金能迅速周转;加上有朋友的帮助支持,整个市场行情也不错,公司终于生存下来了。

九十年代初期,我国计算机市场还是卖方市场,许多商家不讲服务,只管卖货,消费者也不像现在这么成熟。但我们公司独树一帜,推出义务上门服务的观念和做法,靠低廉的价格、优质的服务,赢得了大批客户,同时也在市场竞争中以“人和”取得了一定的地位。用户看到我们这种服务,这种做市场的态度,逐步接受了我们。

现在回过头来想,我认为做企业有三点特别重要:一是勤奋。只有勤奋,创业才会有望。二是对市场的敏感。对市场变化的脉搏及时反应,这种敏感反过来有助于采取正确的策略。三是讲策略。从我自己的感觉讲,我比较满意自己对市场的敏感。当初我看到计算机行业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,无限商机隐藏其中,值得投入,所以在计算机这个阳光产业里顺流前进,公司一天天发展壮大。

进入业界以来,我面临的主要压力,一个来自外部产业环境。由于中国在风险投资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没有到位,高技术高风险的企业得不到用力的扶植。或者说没有支持技术创新的孵化器。在这种环境下,创新的种子很难长大。另一个压力来自企业内部。我现在面临公司二次创业的问题。民营中小型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,全力关注市场,对建立企业文化和员工的培训无暇顾及。等到企业扩展到一定阶段,一次创业进行原始积累时养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,就不容易改过来。目前公司需要输入新鲜血液,调整旧的模式,加快发展步伐。所谓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。我们若不把一切做得更好,无情的市场竞争就会让我们消亡。

以爱回报社会

在商海沉浮几年,很多人生道理对我来说变得更明晰了。我原来学的是哲学专业。哲学帮助我全面地、严密地分析问题。我不是技术型人才,而是属于组合型人才。我今后的目标是集中精力把企业做大。企业壮大了,不仅对提高员工的福利有益,而且可以更好地回报社会。我相信,只有社会发展了,我们的IT企业才会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。产业报国,产业爱国,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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